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难题一出，解答者甚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尚未得到一致公认的权威解答。

     尽管与李约瑟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韦伯也在关注着几乎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1]不过，韦伯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角度上进行发问，并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其论述的逻辑是，西方的崛起是因为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在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的支持和配合下得到有效运行，促进了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高速发展。若继续追问，资本主义制度、理性的法律、高效的行政机关，为何能够在西方产生而不是中国或印度？那么韦伯给出了答案是：采取某些类型实际的理性行为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西方之所以获得这些异于其他文明的瞩目成就，是因为它受到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指引和约束。思路决定出路，思想指引方向，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恰好引导西方人走向了科学理性的道路。

     韦伯在书中引用的统计数字表明：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家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新教徒特点很明显，他们都是资本主义的信徒，拥有极大的管理权限，并对利润的追求有着不竭的动力。但为什么这些企业的高管人员和拥有者都是新教徒？这里隐含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为什么新教徒的职业都集中在商业领域？二是，因为他们都是新教徒，必定遵循新教伦理，同时他们又都是资本主义的信徒，也就必定信奉或拥有资本主义精神，那么两者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韦伯给出了一个很抽象的回答：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P28在这里，可借用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所著的《大国的兴衰》相关论点对韦伯的回答进行必要的论述：欧洲之所以能在16世纪开始率先创造奇迹，是因为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这三点关键要素其实就是韦伯所说讲的环境。这种环境所塑造的国民性有以下几个特点：勇于冒险、敢于挑战、积极竞争、自信乐观。因此，一方面，理性地去追求利润的心态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表达；另一方面，企业也从资本主义精神那里汲取到它最合适的动力。用现在的话来讲，个人素质和职业要求是吻合的。仅此而论，我们可知，欧洲拥有适宜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

     至于第二个问题，在做出回答前，我们必须得清楚，新教伦理到底指的是什么？而资本主义精神又指的是什么？

     关于新教伦理，韦伯认为：“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额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根据新教伦理，劳动就是自我救赎唯一方式，是成为上帝的选民唯一途径，更是增加上帝荣耀的唯一表现形式，由此而赋予了新教徒以神圣的职业精神。这种职业精神体现在商业活动上就是，永不停止地追逐利润。因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新教伦理鼓励的就是教徒追求永不止境的精神。

     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并没有下严格的定义，只能从他的论述中推断其特征。首先，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某些个人独有的，而是有相当大批的人共有的，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这说明具有资本主义人精神的人群是比较巨大的，那么其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可等闲视之。其次，信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会认为，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也就是无论自己从事什么职业，都必须有种义不容辞的义务，认真对待不可马虎了事。最后，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但它的出现往往不是一帆风顺。在这方面，企业家表现尤其明显。企业家无疑是最有资本主义精神，但在成长过程受到的非难也无疑是最多。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之后，所有这些人都是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观点和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同一些群体身上时，碰撞发生的就是原子裂变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论述可以印证这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这样疯狂地追逐利润行为尽管能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是否会让人沦落为赚钱的机器？新教伦理提倡的是，不为满足需要而赚钱，只为赚钱而赚钱。更广泛地说，劳动是一种天职，不断地工作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完成工作逐渐地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这样，就使得为非人格化的社会利益服务的劳动显得也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从而这种劳动也就成为了上帝的意愿了。这种信仰让给了他们最大的动力：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它不仅体现着人存在的价值所在，而且能够增添上帝的荣耀，使自己获得上帝的恩宠，成为上帝的选民。尽管这样还是比较功利的，但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前进的希望。比尔·盖茨曾说过：“当你拥有一亿美元时，金钱对你而言，它只意味着一种符号。”信仰的作用在于为你赚取另一个一亿美元提供动力。某种程度上来讲，你可以认为他们是赚钱的机器，但你不可以否认他们为自己的人生和社会创造了价值。

                                        ——边读边写

一、刘曲之死

     刘正风，衡山派的第二把手；曲洋，魔教的长老级人物。他们的名号，透露的是他们阶级立场的差异。互斥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相处的方式，应该是水火不容，杀个你死我活才合理，而不是把酒言欢，高歌酒逢知己千杯少。所以，他们的交往之路注定铺满荆棘，随之而来的死亡，似乎也在意料之中。

     在五岳剑派方面看来，刘正风的死亡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泰山派下手狠辣；日月神教那边持什么态度没有交待，但考虑到当时该教管理混乱，有可能懒得或者顾不上这事。个人隶属于组织，个人出现问题时本该由组织出现协调的。由于日月神教的缺席，让曲洋处在了被动局面。这样本来应该是组织间对话较量的，变成了组织内部的清洗。

     尽管是内部清洗，要想事成，就必需得出师有名。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左冷禅给刘正风定的罪名是，勾结魔教，危害武林。这罪名很能引起人愤慨。结果也不出所料，五岳人士对之来个态度乾坤大挪移，本是来道贺变成了来咒骂。这步旨在去势，除去可能支持刘正风的势力。紧接就是用他的家人来要挟，出毒招，玩命追杀，这步旨在要命了。刘正风还算看得开，临死之前不忘和曲洋来段《笑傲江湖》，放松下心情。

     这样一来，刘曲的死因已经很清晰：他们有可能危害武林，迫害正派人士，所以他们必需得死。泰山派只不过是来执法罢了。问题是：为什么由泰山派来论定其有罪？必需注意的是，在逻辑上讲泰山派给出了罪名并不成立。和魔教人士交朋友，并不代表赞同和践行魔教人士的处事方式，这是其一。其二是，泰山派只能够证明刘曲是朋友，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勾结在一起，做出了危害正派人士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把未然当成了已然，这简直捏造罪名。但考虑到武林人士通常都是肌肉发达，头脑简单，只管挥刀弄剑，不说事讲理，就暂且认定刘正风有罪。再退一步讲，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推得了这个罪名，他肯定还给你另套一个。看来刘正分注定是个冤大头了。但刘正风有罪，为什么不是其隶属的衡山派而是泰山派来查证？

     可能的理由是：泰山派人多力量大，查证的效率会高点；比较关键的一点是，左冷禅是五岳剑派的盟主有义务去维护内部团结和稳定。问题就出在这里，五岳剑派联盟只是一个合作组织，其中的成员是本着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平共处的。换句话说，刘正风是属于衡山派的，他的问题应该由衡山派来处理，而不是由泰山派来横加干涉，正如美国无权决定是否处决萨达姆的道理是一样的。

     可为什么泰山派不仅来人而且还下手杀人了呢？一是所谓的名门正派在道义上谋杀了刘正风，因为他们认为刘正风走向了魔道，应该回头是岸。这恰好印证了著名的剧作家王尔德的一句名言：“通往地狱之路，通常都是好人铺就的。”如果刘正风不认同这些正派人士的道义观，没有看到他们的表态，那么他大可以和曲洋一走了之，而不会惨遭灭顶之祸。二则是泰山派从表面上看是获得了道义上支持，其实质是通过五岳剑派的表态，获得了行使生杀权。按照吴思的元规则解释，此刻泰山派就是暴力最强者，拥有话事权了。灭了刘正风，算是合情合理。

     从刘曲之死就可以推断出：武林上下为什么那么玩命地争夺《辟邪剑谱》了。表面上为了武功天下第一，其实质是为了获得事务的最终解释权和决定权。小说中的武林是虚构的，但现实中我们何尝不处在武林中？

二、岳不群整一个本科大学教授

      岳不群整一个本科大学的教授。岳不群说，华山有两派，一派追求剑术的精湛，而这不过是旁门左道功夫，不足道也；一派追求气功的纯熟，这是正宗功夫，勤练他日必成器。作为华山派的大弟子令狐冲，学的是剑术，靠独孤九剑，独步江湖。教授说，专科学的是技术活，那是职业教育，没有多少知识含量，混不长久的；而本科学的是理论，那是人格教育，受益终生的，前途光明。现实是，很多本科生毕业后，回流读专科。尽管片面，但很讽刺。

     岳不群教剑，是唯书，唯上，走的得是教条主义路线；至于教授呢，不说也罢了。

     岳不群为了练《辟邪剑谱》而自宫，把睾丸给切割了。至于教授呢，为了职称，把思想和人格给切割了。

     岳不群为了称霸武林，六亲不认，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女儿；至于教授呢，为了为我独尊，掐死了多少学生的前途？想想中大的老师殴打学生事件，就知道了。

     不知道金庸是否把岳不群当成了教授来写的呢？

三、狗日的爱情

    《笑傲江湖》有爱，也有情，但是没有爱情。

     令狐冲不是小白脸，但路见不平，喜欢拔刀相助，充英雄好汉。令狐冲和仪琳演绎的就是英雄救美，美人想以身相许的故事。可惜君有情郎无意，搞得仪琳小同学人憔悴。令狐冲把仪琳当妹妹一样照顾，仪琳小同学却扭扭捏捏地把令狐冲当情人，害了相思病，弄得人比黄花瘦。其实，令狐冲未尝不知道仪琳妹妹对自己有爱意，奈何令狐冲不是韦小宝，只有酒肠没有花花肠子。故而面对仪琳温柔的爱，他只能用独孤十剑，表面装傻内心自责。至于仪琳小同学，正青春烂漫，患有这年龄特有的白马王子痴想症，况且作为一个尼姑，少有机会和男人相处。因此爱上令狐冲也不算意外，意外的是她竟然是个痴情女。多情自古空余恨，她该恨自己能多情，还是恨自己命苦？真是问君能有几多愁，直把媚眼望穿秋水。

        令狐冲这个家伙不知哪来那么多艳福，才把仪琳小同学折腾着茶饭不思，双眼含泪，转眼间又把小太妹任盈盈挑拨着春心大发，对其死心塌地。令狐冲有啥了不起？一没钱没房，二没后台，三又懒散高傲，怎么看都不像只好鸟，更别指望他飞黄腾达，升官发财了。可任大小姐不在乎这些，因为令狐冲缺的，正是任大小姐所不稀罕的。没钱没房吗？任大小姐大手一挥，尽是金银珠宝金窝银窝；没后台？任大小姐可是黑帮日月神教的圣姑，还稀罕什么后台？至于懒散高傲，这也没什么，任大小姐早就看腻了底下人的唯唯诺诺，虚情假意。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任大小姐爱上令狐冲时，令狐冲却不识抬举，心中只装着小师妹岳灵珊，对任大小姐的情谊推三推四的。任大小姐简直容忍了令狐冲的一切不足，甚至包括他对岳灵珊难以忘怀的爱意。那么，任大小姐到底看上了令狐冲哪点？只有一点，就是令狐冲的真性情。两人相识，只源于一场事故。令狐冲被疑偷盗《辟邪剑谱》，任盈盈在无意中帮他解围了。令狐冲当时异常苦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任盈盈就这样被令狐冲的心灵独白所感动而对他产生了情意。接下的故事，只不过是让爱意的种子逐渐长成长天大树罢了。

        问题是，令狐冲一个闲人野鹤，刚开始并不知道任盈盈爱自己，同时当时自己心里装的是岳灵珊，根本没有闲情去开始一段爱恋对象不是自己小师妹的爱情。所以，从一开始，令狐冲就处在被动地位，任盈盈占主动。直至他们合而为一，都还是任盈盈在积极地争取令狐冲的心。由此可得出结论：他们的结合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情投意合，而是因为被对方的付出所感动；同时可以确定任盈盈对令狐冲是饱含爱意的，爱得死去活来，爱得相当地热烈。而令狐冲对任盈盈呢？更多时候，只能说令狐冲对她的敬意比爱意多。这种敬意感从他们相识那天起就烙下了印痕，随着令狐冲对任盈盈认识的加深，敬意感也是逐步深厚的。任盈盈才貌双全，更要命的是她是一个卓越的管理者，而令狐冲是个生性懒散，爱好自由的家伙。两人性格是相冲的，但既然任盈盈做出了牺牲，依顺令狐冲，令狐冲还能怎么办呢？当段正淳可不是他的本性。

       如果令狐冲对岳灵珊不是爱的那么深沉，那么他离薄幸男也不远矣。在他的心目中，岳灵珊就是神仙妹妹，同时也是永恒的痛。他们从小青梅竹马，习武练剑，这份感情基础打得很扎实。在这点上，仪琳和任盈盈都得输半截。只可惜这份感情，一不留神变成了兄妹情。他们两个从小玩到大，甚至还煞有其事地弄了个冲灵剑法。在林平之出现之前，很难判断他们这份感情是爱情还是兄妹情。他们相互依恋，又两小无猜，根本没有往那方面想太多。如果没有林平之的出现，令狐冲不会发现自己爱上了师妹；如果没有把小师妹的心爱之剑震飞到谷底，他不会意识到自己对师妹的爱是那么地执着和那么地炽热；如果在两人闹别扭时，他不醋意大发，能够和往常一样，装疯卖傻，对师妹连哄带骗，情话绵绵的，也不至于两人的关系闹得如此僵硬。在感情危机的处理方面，令狐冲错过了最佳时机，也就因此错过了自己心爱的伴侣。痛，也就难免了。

       那么岳灵珊对令狐冲的爱，到底是海枯石烂、天长地久的爱，还是情深义重、赴汤蹈火的爱？也许岳灵珊自己也搞不清楚。岳不群夫妇两人，感情是深厚的，但很难说他们是因爱情而结合，更多的时候他们两人是相敬如宾的，而不是情意绵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岳灵珊对婚姻的看法。在林平之尚未当程咬金之前，她对未来的幻想或者期待，无非是像父母一样，有一个相互敬重和依恋的伴侣，相伴终身。而纵观华山派，她的大师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两人能够结合，其实也就有意无意地继承了岳不群夫妇的婚姻路线。由此看来，林平之就成了可恶的第三者，该挨千刀万剐了。林平之这家伙因为连遭变故，人性给扭曲变形，变成了恐怖分子，只想报仇，不顾儿女情长，钟灵珊最终成了她利用对象，而不是爱恋的对象。尽管刚开始，林平之对岳灵珊还是动了情，但没有到爱的阶段，就被岳不群逼迫，报仇之心一下子催垮了他们脆弱的感情基础。

     面对林平之，岳灵珊心里很不是滋味的。随着两人感情的升温，岳灵珊对自己曾经的爱情观开始产生了怀疑，才会对令狐冲那么地决绝。但两人的感情还在温热阶段时，温度不升反降，岳灵珊也逐渐地对爱情失去期待，产生了破灭感，开始变得逆来顺受。但她并不觉得林平之冷酷，因为她知道冷酷和残忍不是其本性，而是弱者的过激反应，因此她是同情他的。在这个时候，岳灵珊更像一个母亲一样关爱林平之，毕竟子女在怎么不是终究还是自己的心肝宝贝，关爱是母亲的特权。林岳两人有爱情吗？他们曾经有情，但从来没有纯真的爱情。林岳的结合也就成了一对悲惨冤家。

     大胆假设，令狐冲和岳灵珊要是能结合，是不是场美满的婚姻？小心求证的结果是，不一定比令狐冲和任盈盈这对结合幸福，但会过得饶有趣味，整天床头打架床尾和就是了。其实说到根本的是，令狐冲不是个居家好男人，不适合做丈夫，只适合做情人。因为他的个性追求的是，行云流水，任意所致。家庭对他而言是一种羁绊。

     谁要是在一个晚上（或甚至十个晚上，每晚一小时）就被人所说服，那他肯定不是真的被说服、他会因为同另外一个持相反意见的人呆一晚上而改变看法。唯一真正能说服你的人是你自己。没事儿的时候，你脑袋里必须翻来覆去地捉摸这些问题，必须细细咀嚼许多论点，这样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的临时选择才会变成坚定的信念。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

                       二、天昏地暗 刀光剑影

     昨天看了三部电影，今天又看了一部。比较喜欢看老的、被称为经典的电影。马克吐温曾经曰过，什么是经典？就是人人都想看，但没有去看的，就是经典。这是对经典书籍而言的，不知道是否适用经典电影。看完了一些被贴上经典电影，我很想做俯卧撑。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想做，非得给理由，可以锻炼身体呗。看经典电影，脑很累。不活动身体，还真的可以崩溃。既然可以被称为经典，肯定是不简单，即使不意义深刻，也总内涵丰富吧。可你看完后，没感觉，再想想得出的结论是，也不过如此。郭靖颠三倒四地默写出了《九阴真经》，欧阳峰越看越糊涂。而越糊涂，就越对《九阴真经》顶礼膜拜：这才是天下第一的功夫。结果，他还真的武功天下第一了。可惜，疯了。难道所谓的经典电影里也有周老虎？眼下看来，有此可能。我可不想疯。

     其实啊，想这么多干啥呢？《功夫熊猫》里的熊猫兄，虽然贪吃，但没有啥野心，看了龙之典，脑袋也跟着空白了。不用想了，逃命要紧。这一逃命却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武功的最高境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那就是做回自己。可黑豹同学不干了，这不明摆着骗人嘛。两人一动粗，黑豹同学就泄气了，自废武功。

     做回自己，有时还真的很难。《英雄本色》的小马哥，不就是想把失去的东西拿回罢，结果呢黑风衣被穿了很多洞洞。用钱点烟，叼着牙签，很酷，可惜谈笑间灰飞烟灭。豪哥则一直迷糊：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做大哥，还是做当计程车司机？还没有弄清楚，又进监狱了。

     看来还是《纵横四海》的钵仔糕活得潇洒，做事清楚，生活糊涂。难得糊涂，也就难得清楚。用潇洒来掩饰痛苦，骗下别人顺便把自己骗了，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的方法。

                                  ——《这个杀手不太冷》

    里昂出场很酷。

    来不及吼叫，来不及判断方位，更来不及扣扳机，一群傻冒就这样倒下了，地下一滩血。门被锁上了，窗被关上了，待死的胖子老板，冒着冷汗，喘着粗气。是啊，要喘气，赶紧吧。毕竟死亡的气息太重了。该到里昂闪亮登场了。一不留神，里昂在背后用刀子横在了胖子的脖子上。戴着墨镜，一脸胡须，圆貌在顶。不帅，但很稳重；不张狂，但很有素养。很清楚了，片头里进行交易的那个杀手就是里昂。

    这个叫里昂的杀手，其形象有点冲击人。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杀手不应该是这样。他可以戴着圆冒装酷，但不可以是以防感冒；他可以高高大大的，但不可以头发灰白略显苍老；他可以杀人不眨眼，甚至可以不杀女人和孩子，但不可以嗓音那么深沉，那么饱经风霜。如果剪掉片头的三分钟，没有人会把里昂当成杀手。要命的是，他谋划之周密，出手之快，却你很轻易地忘记了他的年龄。

    这样，仅从形象上，我们就已经暗暗地推断，里昂虽然是杀手，但非是让人憎恶的家伙。这样的一位大叔，我们恨不起来。所以，从开头到结尾，尽管他杀的人不少，但是都是速决战，你还没有回味过来，战斗已经结束。戴着墨镜，一脸胡须，圆冒在顶，没有表情但满脸沧桑。唉，揾食艰难，还是原谅他吧。

    如果没有马婷达的出现，也许里昂再干几年就隐退江湖。在东尼这个老狐狸的操纵下，他的晚年过得不一定舒适，但总是可以平稳的。

    里昂给我的感觉，他的心是热的，但因为职业的需要，被冰冻了。换句话说，他还有人性，心中还有爱。如果不是这样，里昂不会在第一次和马婷达相遇时，就劝她别吸烟，问候她的伤势。再看他房间的摆设，整齐美观；还有他一盆绿色盆栽，日出则摆出窗外，日落则搬回屋内，而且每天按时浇水，更难以置信的是，他每天都拿抹布把叶子擦得亮堂堂了。有这样生活方式的人，我不相信他是冷血的。

    其实到这里，已经很明白：里昂这个杀手真的不太冷。看着马婷达全家被杀，马婷达敲他的门来求救时，他开门就不意外了。收留马婷达，当晚下不了手杀她，也算是合情合理。不过，当他下定决心，收留马婷达时，他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杀手了。因为他有了牵挂。牵挂对于一个杀手来说，无异于累赘。而这注定了里昂不能善终的命运。

    接下来的故事，都在了意料之中，没有悬念。两人相处产生了感情，马婷达报仇心切，乘着里昂外出干活，她去警察局找仇人。结果，里昂昏了头，大摇大摆地进了警察局，把马婷达救了出来。随后，上百名警察在房子里围堵里昂，算是给里昂面子了。结局是，最后一刻，里昂与马婷达的仇人同归于尽。马婷达回到了学校生活。

    马婷达看上去很弱小，不会超过15岁，但却自称18岁。就这样的一个女孩，在和里昂相处不久后，说爱上了里昂，一个可以当他爸爸的男人。他们之间有爱情吗？里昂是一个内敛的人，也是一个孤独的人。他到最后要分离的那一刻，才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这三个字，我相信是里昂内心的表达，但与爱情无关。因为危急时刻，里昂想让马婷达先走，而马婷达却不肯，想来个要死就一起死。接着就是里昂的劝说了。这个不善于言语的男人，不可能突然会油嘴滑舌的，所以我宁愿相信那都是他真实的表达。他说，要和马婷达生活在一起，永不分离。永不分离加我爱你，很容易让人感觉这就是爱情誓言。如果不用我们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来做评判，而是把放回美国的语境，这段话很普通。再加上，老爸对女儿说这种话，也很正常。确实，他们的关系更像父女而不是情侣。

    对于马婷达来说，马婷达第一次眼睛发亮地看着里昂，是因为她发现里昂是一个杀手，可以为她弟弟报仇。由此可以说明的是，马婷达对里昂不是一见钟情。紧接着，里昂给了马婷达从没体验过的关怀。而这种关怀让处在爱情萌动阶段的她，产生了误解。这可以由以下理由解释：一是因为马婷达尚不知道爱情为何物，二是她从来没有体验过来自家庭的关怀。老爸常打她，老妈常骂她，姐姐常和她抢电视，两个人势不两立。而当里昂向父亲一样给以她脆弱的心灵安抚时，她发生了错觉，认为这就是爱情。而所谓的爱情，对里昂来说，却是一个永恒的伤痛，不愿触及的。有个细节，当马婷达第一次向里昂表达爱意后，里昂杀人失手，受伤了。如果不算结局的死亡，这是我们唯一次看到他受伤。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里昂曾经的伤痛尚未治愈，他对爱情有恐惧感。

    不管是爱情还是父女情，都说明了一点：他们两个走得很近，彼此关心。因为他们都曾经很孤独，都有一颗受伤的心。他们需要彼此温暖，生活才会向绿色盆栽那样，充满着希望。他们因相处，而给对方带来了改变。连杀手都充满温情，能给人以生活的希望，那么你我他呢？一个陈旧的主题。

    里昂灰飞烟灭。太阳升起。

吴老师：

       展信好！上周看完有关仇和的案例资料后，手痒写就了此文。后来才发觉我的观点与小组其他成员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悖的。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仇和那些引起争议的做法都是违法的，那么他为什么还可以步步高迁？没有人回答我。所以，我觉得从法治这个角度来分析是很难说清楚一些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我下课后也问过你，你好像也没有正面回答我。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做出些回答，但也不太有说服力，得继续思考。当然文章也不止论述这个。

      祝好！

志鸿:

    你好!抱歉一直没有回复你的邮件,因为这段时间先是出门了不方便看邮件和回复邮件,前两天看了邮件发现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回答你.其实,仇和升迁的逻辑与我们评价他的逻辑也许不在同一个轨道上.并且,仇和一些有争议的做法是否违法也是有争议的.

    事实上分析仇和的意义不在于他的这个个案,我更看重的是他的做法或改革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具有可移植性,也就是官员们是否可以采用仇和的方式来进行政府管理,改进政府效率与质量?我想,这才是分析他的意义所在.

    至于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到时课堂或课后我们可以探讨.

                                      二

吴老师：

      收信好。

      星期四的课上，你一下子用了三个理论对仇和的改革进行分析。这三个理论都对行政环境给以了足够的关注，换而言之，他们把“特定的环境”做为了一个理论分析的要素。就仇和任职的地区而言，无论沭阳、宿迁还是现在的昆明，都可算是“中国的第三世界”。这就是仇和改革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忽略这点，我们就有可能架空仇和的改革意义。这里的意义，可以有两层解释。一是对于仇和改革的地区而言，改革前后行政环境的巨大改变，可以为其过程中的激进手段做出有力的辩护；二是对于外部也是处于“中国的第三世界”其它地区而言，仇和改革对他们来说，只是给了他们以发展的信心，但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改革的勇气和方案。就这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论证。其一是，04年《南方周末》报道了仇和改革，随后至今，媒体关注的改革激进派人物，焦点仍然是仇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几年来，仇和改革模式并没有被起到太大的示范效应。其二是，从现有资料分析，仇和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中，只有干部公示制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其他的则是争议多而被借鉴得少。这些都很好地证明，仇和的改革模式虽有轰动效应，但其改革模式的可移植性是很小。

       由此联想到老师上课时，提出的一个思考题：在中国这样棱柱型的社会里，是否必然要采取激进的方式进行改革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需先得理清“激进”的旨意。改革可分成两种，激进式和渐进式。区别这两种改革方式，关键是看推行改革的速度。如果在短期内把改革方案强行推出实施，则是激进式的；若改革方案是从点到面，稳步推进，那么就是属于渐进式的。按此定义，仇和的改革是激进式的，因为他要立竿见影的效果，故而采取的都是闪电式的改革。由此必需注意的是，采用激进式改革必备的几大关键因素。在这里可以借鉴按照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论述，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时，其政府必需具备合理的权威和分离的政治结构，才能集中权力去推行改革。很明显，亨廷顿认为改革是需要强政府做支撑的。如果我们认同亨廷顿的观点并结合强政府在中国是常态的现实，我们就可得出一个观点：现阶段，中国各级政府具备推行激进改革的能力和推行激进改革的强烈冲动。同时，在中国这样棱柱型的社会里，异质性、形式主义、重叠性特点比较明显，这就为激进式改革提供了土壤。当改革的冲动和能力，与改革的环境相匹配时，这时就只需要一个有魄力的领导者和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了。而仇和的改革恰好也具备了这两个因素：他是一个有能力、强悍的领导者，且争取到了进行激进式改革的政策保证。

       至于这种激进式改革是否可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根据《国家的治理》这本书（图书馆没有，我没有看过，因此以下所论皆根据老师课堂上的介绍）的论述，激进式改革是不可取的。而按照《东亚和强政府》（同样没有看过）上的观点，则认为只要具备政府理性、政府效率、政府自律等相关要素，那么推行激进式改革就能行得通。我个人比较赞同后面的观点。理由是，超常规的发展必需得用非常规的方法。按照《国家的治理》所论述，激进式改革若真的只会带来灾难，那么东亚那么国家的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呢？就写到这里，因为没看过这两本书，很多问题不好论述。

另，之前我根据仇和的升迁路径推断，他推行改革的方式是没有明显违法的。对此，我还是持这个观点。同时，老师的观点不仅没有和我的有冲突，还可以做为一种补充：在一个压力型政府里，官员的升迁固然会受到上级领导意见的左右，但也不容忽视中国一直在喊着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口号。因此，如果仇和的所作所为已经明显违法，那么他的仕途绝对不可能如此顺利。同时，从仇和的升迁逻辑来分析，我意在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得到上下和法律认可的。故而，我们的观点并没有相左。

最近在看《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通往奴役之路》，有点走火入魔了。直到现在才能腾出脑袋来想星期四的问题。

最近暴雨猛，出门小心。

 志鸿：

你好！对你能认真思考问题我深表欣赏。事实上，东亚国家的改革或说发展之路并不能谓之成功，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反证。战后，东亚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工业化模式，被世界银行誉为“东亚奇迹” 。但当学者们还在对“东亚奇迹”的经验和原因进行理论总结时，该地区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最初的表现是货币的大幅度贬值，股市暴跌和金融企业的破产，接着导致企业大幅度的裁员、中小企业甚至大企业倒闭、物价上涨、国内消费低迷等，而经济崩溃后社会动荡不安、政坛不稳，政治和社会的后遗症全面出现。从表面上看，这场危机似乎只是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但实质上，危机是全方位的和深刻的，其本质上是东亚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危机，是政治经济体制、制度、经济发展战略乃至文化价值观和传统的危机。这说明，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从某一角度也证明了其发展模式的缺陷。

政府究竟怎样才能更有效？我个人十分赞成中山大学任剑涛教授在《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中的《政府何为？----中国政府改革的定位、状态与类型》中的分析，改革定位应是从有限政府到有效政府，政府首先应是有限政府。其实这也是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蕴所在。

   呵呵，案例分析并不是要得出统一的结论，如果它能引发大家对于问题的思考，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三

 吴老师：

      收信好！来信早已收到。关于东亚模式，我了解得很少。对此，我先保持沉默。

      本学期行将结束。下午一些同学就行政案例这门课谈了一些看法，比较集中的观点是：难得的小组讨论，开拓了视野，收获颇大。呵呵，大家表达认同时，话语都那么一致。对于这门课，就我个人而言，其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逼我思考，逐渐养成了思考的自觉。对此，我也要谢谢老师。

     不过，在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观点同质化那么严重？二班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就我们班而言，很容易就可发现，上台做报告的同学，尽管分属不同的小组，但分析案例时阐述的观点却是大同小异。角度一样，连论据都相差不远。

     进行案例分析，其预期是：你有个观点，我有个观点，大家交换，你我都有两个观点。这和老师讲的盲人摸象的道理差不多。但注意的是，盲人摸象最后能得出摸的是象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大家摸的不是同一块地方。现在问题就出在于，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一个地方摸，摸来摸去，最后摸出了一致的结论：这是一堵墙。确实，我们遇到了墙。

     我不知道老师以前上课时，是否也遇到像我们班这种情况。但我总感觉这很不正常。假若学生的观点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那么学校是培养“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学生还是生产标准化产品？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确实应该值得重视。

     因此，不禁要问：观点同质化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想了很久，我的观点还是比较模糊。就此谈谈我自己粗略的看法，分析浅薄之处，望老师见谅。

     1、共识多。这是由于我们的专业背景一致所决定的。专业背景一致，意味着我们对很多前提假设是趋于认同的。前提假设一致，所学的理论又相差无几，那么由此选择分析问题的角度就很容易撞车了。

     2、态度不够积极。共识多，并不等同于最后观点的一致。而最后观点的一致，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在网上找的资料相同。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而是在复述在网上找的文章的观点。这个可以从同学的分析报告中找到验证。如果不是如此，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分析报告里用以表达观点的文字都如此一致？显然，我们在偷懒。

    3、接着要问的是，为什么大家的态度那么消极？这里肯定有我们自身的问题。简略地说，在大的一方面，我们班从一进校开始，学习风气就不浓；小到我们个人，有种惯性，平时的作业希望从网上下载，不太习惯独立思考，独立完成，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但这种情况很普遍也是事实。同时，如果从案例分析的整个流程来看，我们可以偷懒的机会是太多了。一是，案例很多都是已经通过充分讨论的，要找到相关的资料很快很简单；二是，案例后的问题，无疑缩小了我们查找资料的范围，在我们的选择性查找情况下，下载到相同的资料不算意外；三是，上课有一个小组讨论的过程。这意味着，大家下载资料之后，剩下的事情就是上课时交换资料。如此一来，案例分析就等于阐述资料的观点。四是，不知道老师是否意识到，最后你总结时，并不是根据我们的观点进行总结的，而是根据你事先准备的材料来总结的。这样很容易造成脱节，就是各说各的。比如仇和的案例，我们在一个劲地讨论人治和法治问题时，你最后总结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个，而是另外用了三个理论谈改革的背景等问题。这里缺乏必要的联接和过渡。其后果是什么？想必老师应该清楚。另外就是，老师基本每个案例都会涉及到法律问题，而且会搬出很多法律条文。不错，我们需要法治，按规章办事很重要。但想必你也意识到，你这样分析所造成的影响了吧。还是仇和的案例，尤其是我们的小组，就只抓住法律条文不放（尽管没有查找仔细），只论这点。其他小组也好不到哪里去。老师认为呢？五是，之前课间我提到过的，报告者和听众缺乏互动。缺乏互动其实无意中又给了我们偷懒的机会。

     前面提到，这门课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养成了思考的自觉。因为平时上课，老师讲，我们听，没有发言的机会。而现在有了发言的机会，却竟然众口一词，很让人吃惊，也很可怕。若再不思考，那会变成怎样呢？不敢想象。

     祝好。

 志鸿:

    你好!感谢你的来信与思考。我颇赞同你的想法，事实上案例教学对我本人也是一个挑战，你所指出的关于我总结与你们陈述脱节的问题以及缺少互动的问题，我本人在课程后期也已意识到，但上课是个遗憾的艺术，课程结束时意识到也只能在下一轮时改进了。不过事实上在你们班上课与在周三班上课我所讲的内容与同学反应是不太一致的，周三班最为认同我的地方可能正是我即时对他们观点的概括与评述（所谓开拓视野收获颇大只是套话而已，但从我课后包括邮件与他们班同学的交流中知道，他们比较佩服我的一点正是能针对他们陈述中的问题进行概括与总结。我自己都很奇怪，为什么我周三上课时情绪高昂，思路开阔，周四上课时却平淡得多，是因为重复吗？好象并不，因为两个班我讲的内容不太一样）比如仇和案例中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角度我在周三班就作了简要概述（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同时由于时间有限），但在你们班我却没有讲，如果你不说我还以为我回应了呢。

    呵呵，遗憾太多了，不能一一道来，还是谢谢你，认识到问题并指出了问题。

    至于大学，当然不能是标准化产品的生产线，它应该是思想的聚集地，忘了哪一个学者说过：学问才是大学里的重要内容，到大学里来是要提高对学问的兴趣，懂得学问的门径，不是来听故事和笑话的。噫，有你这样的学生，我们对大学回归本真意义更有信心。

    抱歉这时才回复你，一上完课，我开始经常往广州跑了，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开题写作事宜要回中大处理，哈，这时的我也是学生呢。

    由此，我们不得不问：仇和到底做了什么？围绕他而展开的争议焦点是什么？仇和为什么能够在争议中前进，而不是倒下？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不妨先探究下仇和改革的背景。

    从大的背景来说，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变动体现在以下三面：一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乡镇地区正急速地实现城市化，我国正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迈进；三是政治体制，在不断的探索中，不段地改革，不断地完善。在这种背景下，全国各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发展高潮。而在这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区的差异性和其他一些原因，有些地区势如破竹，发展得迅猛，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而另些地区则发展过于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落后了一大节。在对比中，显现出了差异，也刺激了贫困地区上下发展经济，迎头赶上的强烈诉求。仇和主政的地区，不论宿迁还是昆明，经济发展都相对滞后，人民生活水平也不乐观。要想迎头赶上其他发达地区，非得实行跨越式发展不可。而跨越式发展，就呼唤非常规手段。于是，仇和推行了激进式的改革。

     具体到仇和主政的三个地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仇和主政前，它们的发展情况都不容乐观。宿迁市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排名倒数第一；而昆明虽是云南的省会城市，但是由于地处西南内陆，发展靠的旅游产业，而如今随着其他省市对旅游休闲产业的发掘，让昆明甚至云南不再一枝独秀，昆明遇到了发展瓶颈。所以，当地民众对改变现状都有强烈的诉求。而仇和性格里是有改革冒险的基因，同时又有不一样的信念支撑：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故而，他一上台，就开始改革。

     因此，仇和推行激进改革，一部分是他自身个性使然，一部分则是民众对更高生活水平的强烈诉求与现实的糟糕局面之间的矛盾，为仇和推行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提供了民意支持。

     以下我将立足于前面的背景，对围绕仇和的行政行为而展开的争议焦点，逐一理清和进行必要的分析。

     在进行分析前，需声明的是：对某一焦点问题，争议双方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我们必需得意识到，由差异的观点带来的多元视角，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争议没有必要有定论，因为争议的前提假设是无所谓对错，只有认知角度的差异。争议双方所能做的，至多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仅此而已。

                              一、为谁而改

     仇和明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换句话说，仇和改革的理念是契合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为民，立党为民”。且从仇和从政以来，他并没有闹出什么以权谋私的漏子。因此，在改革理念上，官场上下和内外都没有争议。争议的是，仇和先对体制内的人进行开刀，而且下手之狠之快，让他们难以适从。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

     2002年，仇和发动“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给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在高峰上时，扣款达到了20％，顿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炸了锅”。

     同样是在宿迁市，仇和推行了三分之一干部离岗招商、三分之一干部轮岗创业，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这种方法被认为很“霸道”。

     2008年昆明，他上任市委书记伊始，就在《昆明日报》公布了全市县区、市级各部门主要领导办公电话，一时间昆明纸贵，《昆明日报》卖到脱销。而由此引发的争议至今不断。

     而为了整顿官风，仇和更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在宿迁市时，一位副县长因开会迟到，只能站在门外听。发展到后来，在沭阳和宿迁开大会，每个与会的干部编号，设迟到席。每次会后，通报缺席者，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到了昆明主政，他当众点名批评了一位开会打瞌睡的副局长，并辞退了他。

     这些事件的主导者都是仇和。其背后的意图很明显，有两点：“治人先治官”，“当官的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对于第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为，要想高速发展经济，必先有一个富有战斗力的领导队伍；假若领导队伍态度懒散，官僚作风严重，办事效率低，那么这个地区的发展肯定是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的。对于第二点，“为民作主”这里主要指，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官员们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让干部招商就是为了引资，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例。

     从事后来看，民众都切实感受到了这些措施带来的便利。比如就有村民评价仇和：“治安好了，经济发展了，他是一个好人，办了不少实事。”另一面是，有相当多部门官员干部对仇和的一些做法怀有怨气。理由是，为了当地的发展，就非得牺牲官员们的利益吗？进一步追问就是，作为公仆，为人民服务虽然是职责所在，但是否要以牺牲自我为前提呢？我这样为人民，那谁又为我呢？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很崇尚，但这种状态能够长久地维持吗？

    很明显，这里争议的核心是，其实是官员的定位上。仇和为官员定了一个相当高的标准，为官者必需有牺牲精神；而官员自我定位则相对较低，当官的也是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事情别逼我干。

                                  二、人治还是法治？

     2008年2月14日，仇和在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动员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要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只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有利于社会民生，什么方法管用就用什么方法。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凡是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都可以大胆试行；凡是外地成功的做法，都可以大胆参考；凡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条条框框，都允许突破。倡导这样一种风气：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在干中积累经验、在干中完善政策。”

     从他的“三个凡是”中，我们可以解读到仇和的行政方法：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只注重最后的结果，是否“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和有利于社会民生”。手段是为结果服务的，怎样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就怎么来。按照他曾经的属下的话说：“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

      而他采用的行政方法惯常是强制推行，正如他所说：“我也不强求你们统一思想，但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因此，一项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打着仇和的深深烙印，体现的是仇和的意志。由此，外界评论，仇和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他们举最多的一个事例为证，是有次拆迁，一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屋外。但铲车一来，就把房子推倒了。柜子被埋在石堆下，妇女也一下子晕死过去。

     根据法治的原则，就是凡是法律规定的，政府都可以做的；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政府都不可以做。按此判断，仇和很多行政行为显然不符合法治原则。他所追求的是，凡是法律尚未规定都可以做。故而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仇和实行的确实是人治。

      那人治是否必然就是不合理，而法治才是正道值得推崇的呢？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根据李龙主编《法理学》，我们知道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在以下四个方面“（1）人治论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法治论强调依法治理；（2）人治论主张因人而异，对人的行为作具体指引，法治论强调对事不对人，提倡一般性规则；（3）人治论推崇个人权威，维护专制体制；法治论弘扬民主，保障共和体制；（4）当个人与法律不一致时，法治强调‘法律至上’，而人治则是个人权威至上。”概而论之，人治推崇个人权威，推行的是长官意志；而法治推崇法律至上，推行的是按规章办事。需要提醒的是，实行法治的前提是，要有比较完善的法律和制度。而在法律体系的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多盲点。换句话说，我国法制建设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滞后的法律制度较多，二是存在着相当多的领域是没有法律规范。

     那么按照这种背景下，实行人治还是实行法治更有利于一个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呢？仇和给出的答案是人治，外界坚持法治。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仇和的人治无疑胜了一筹。尽管这样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的味道。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是，仇和实行人治，并非代表他蔑视法律，把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上。在我国，尽管法制尚未健全，但并非意味官员的行政行为无法可依。按照我国的相关规定，行政行为必需得具备合法性。而合法性可以分为形式合法和实体合法。形式合法，就是要求一切行政行为要走法定程序；而实体合法，则要求行政行为的主体及其做出决策是合乎法律规定的。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仇和的行政行为并没有明显违法。或者说，他的所作所为有擦边球之嫌。不然，他不可能在职位上呆那么久，还步步高升。毕竟，他是在媒体的闪光灯下行政的。

                            三、雁过是否留痕？

    “雁”是指仇和，“痕”可理解为制度。合起来讲就是，仇和铁腕推行的改革，是否能制度化？他走后，那些政策是否还能发挥作用？毕竟，太多的政策体现的都是仇和的长官意志。

     雁过是否留痕？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有多少个省市不是随着第一把手的调离，他推行的政策法规也随着被撤销呢？天子变更，就意味着改朝换代。这种事情在中国太常见了。在这种背景下，强求仇和推行政策能得到一以贯之，是否有区别对待之嫌？

     当然，惯例并不代表合理。由此，对仇和改革进行追问就显得有现实意义了。他在沭阳的改革，距今太远，没有讨论的价值。对他现在主政的昆明进行分析，显然为时过早。这里唯一有讨论价值的，就是他离开不久的宿迁市。

     他主政宿迁时，推行的各项政策中争议最大的，有三项：官员招商，医疗教育改革，小城镇建设。

     仇和主政时，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现今的情况是，比起仇和时代，招商风越演越盛：凡是完不成招商任务的单位一律不提拔干部，凡是后备干部都一律安排到大项目一线锻炼、考核。

     仇和主政时，他对医疗教育改革的理念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在教改方面，这个理念坚持了六年到现在。有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年底，宿迁市3~5岁幼儿入园率达87％，比2000年提高了32个百分点，初中毕业升学率达到94.71％，增幅全省第一。从2005年开始，连续3年保持苏北五市第一。高中阶段在校生由2000年的5.3万人增加到23.8万人。2007年的普通高中，二本以上本科上线人数达到7885人，增幅苏北五市第一。高等教育也从无到有，宿迁学院的学生达到1.6万人。从这些数据可知，教改的成绩无疑是斐然的。而在医改方面，推行的仍然是仇和主政时推行的政策，不同的是这条路走得颇为曲折，现在面临走回头路的尴尬。这也同时说明，并不是每一项政策都是合理的，因而对此有改变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而至于小城镇建设，争议的焦点是拆迁方式上。而在这点上，是不可能存在着所谓政策延续性的。毕竟，房子不可能总处于拆迁状态。拆完了，争议也就结束了。

     所以，雁过已留痕。按照现任的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表态，就是：“没有变化，主调不变，主旋律不变，一呼百应，一以贯之。”仇和的改革得到了延续。

     那么现在需要追问的是，仇和的改革为什么得到了延续？这个问题可从仇和论述宿迁改革中找到了答案：“宿迁改革分了三步走，第一，瞄准发展的前沿，到周边省市去考察学习，捕捉信息，不重复别人已走过的弯路。这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第二，请专家学者进行问诊把脉，落后地区的领导可以不聪明，但不能不开明。为什么省内对宿迁改革没有争议呢，因为宿迁的改革是建立在广泛征求他们意见基础之上的。第三，就是在市内广泛进行大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本市没有争议的原因。”我觉得还得补充一点，就是张新实对仇和的看法：““仇和同志不是一个人在坚持，你们记者只是注意到他改革上大刀阔斧的一面，被艺术化，脸谱化了。包括《南方周末》上用的图片，他一个人默默地走在前面，好像是没有执行者，没有班子集体，怎么会呢？如果班子不统一认识，有人反对你，改革是根本搞不起来的。如果面和心不和，下面不执行，肯定累死了。”

     雁过是否留痕？这个问题已由宿迁的现状做了明确答复。其实，关注政策是否能延续，不如关注政策的质量有价值。毕竟政策是否能得到延续，固然和推行者是有一定的关联，但关键还是政策是否切合实际，符合人民根本的利益。

     因此，争议的焦点应该是：一个好的政策，是个别政治精英头脑的产物还是民主政治协商的结果？而不应该只停留在关注政策是否能延续的层面上。

     由以上分析得知，围绕仇和而展开的争议，暂时不会有定论。以后能否有定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仇和改革的价值不仅在于实现该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还在于由他引发的一系列争议，让官场的内外人士明白凡事并不是非黑即白，可以存在多样性。因此，他是一个改革者，更是一个探索者。只要他能把持住自己，未来也会向他的过去一样，在争议中前进。

【参考文献】

1、《公共行政学（第三版）》 张国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397

2、《与仇和面对面》2004月2月5日 《南方周末》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40205/xw/ttzs/200402050205.asp

3、《宿迁的“后仇和时代”》2008年3月8日《南方周末》http://news.sohu.com/20080311/n255633511.shtml

    2007年5月，我大一，敲了篇文章《班级管理的困境》，一万多字。文章分成两部分，先写问题，再提出建议。结果写作时间跨度为两个月。四月份的一个周末，在自修室，拿起笔一挥而就，完成问题方面的写作。很痛快，当时。而在五月份黄金周，关起门写建议部分时，在屏幕上敲一段，然后修改，结果删去了大半段，接着继续敲。越敲越烦，敲得思维堵塞，敲得饥肠辘辘，敲得两眼干涸，敲得腰酸背痛，敲得现在都不堪回首。这才深知，发现问题容易，解决问题难。激扬的文字，掀不起现实的波澜。文章尘封，一切照旧。

    2008年5月，我大二，敲了篇文章《透视第二课堂》，接近一万字。文章其实是采访稿。4月准备，一个月和搭档进行了七八次采访，整理了不下五万字的录音稿。做这个专题，完全是我的意图：了解整天搞活动的，到底是一群怎样的家伙？大学两年，我几乎是与书为伴，在图书馆、自修室、教室里度过的，由此而光荣地戴上了书呆子的帽子。孔夫子曾被隐者讥笑“四脚不勤，五谷不分”，不过他老人家已经耳顺，无所谓了。可怜的我，年纪轻轻，一会被批“四脚不勤，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不用五谷不分，大家心知就不明说了），一会被批“典型的愤青，偏激到家，满口胡言”。这年头，静心读本书，都被说三道四。摆明是逼我亮剑！于是三过图书馆而不入，一心一意地搞专题。策划阶段，对自己做思想动员，定的级别是玩命，结果中途出现意外，得提高一级，变成了卖命，搞得自己身心俱疲。幸好，文章写得很顺手。文章写完，我的疑惑也随着解开：你们也不过如此。其实，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为谋才算理智，为何越界以己之心度他人之志？不要一句“都是为了你好”，就否定别人的努力。有个很有名的家伙，说过一句我很赞同的话：“通向地狱的大道通常都是好人修建的。”我相信，所有褒贬我的人，都是好人。但我还不想那么早就到地狱里报到，所以请你安静点。

   2009年5月，我大三，敲了篇文章，叫什么呢？我还没想好。有兴趣的，陪我一起期待吧。

 文字记者：陈志鸿

    实习记者：钟雅文 种晓萌

    “尽量为学生提供活动方便,有团委、学院、学生部门专门负责支持学生社团活动,学校并安排了专门的学生活动经费。”章必功校长认为，丰富的校园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成为“素质好，基础好、上手快、转型快的事业骨干”。

     四月的荔园，荔枝花开闹春色，校园活动风起云涌。荔园学子摩拳擦掌，用激情煮沸了这一平方公里的土地。

    你方唱罢我登场

     2008年的寒假，南方遭遇了罕见的特大雪灾。灾情严重，不仅牵动了亿万国人的心，更触动了荔园学子的心弦。刚一返校，校学生会就在教学楼CD座通道里竖起了“抗击暴雨雪”的图片展板，向学生介绍雪灾的相关情况。他们也由此揭开了新学期第二课堂的序幕。

    3月23日晚上七点，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在科技楼三号科技报告厅宣布首届数学文化节正式开幕。“座位都坐满了，后来的同学都只能站着或者坐在通道上。”当晚的负责人说。

    虽然该学院成立至今才两年，院学生会和团委举办活动，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但开幕式的成功，无疑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接着，他们按照策划，相继推出了十五项系列活动，持续的时间为一个半月。

    此次活动，他们打出的主题是“传播数学文化，品味数学之美”，学院特色鲜明。“我们弄这个活动不是想让大家知道数学有多高深，而是要让大家知道数学应用的广泛性和艺术性。同时扭转大家对数学的偏见，告诉大家数学无处不在。我们宣传的是数学艺术。”该院的团委副书记崔晨说。

    其他学生组织也不甘落后。文学院推出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很有学院特点的征文大赛，随即在教学楼CD座通道上举办了姓名学展，各类文学讲座也接踵而来，而这些只是“悦读中国”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心协以“沟通·相融·快乐”为主题，协办了第六届心理健康宣传月活动，尤其以《大学宿舍关系》漫画展格外引人注目，往返教学楼CD通道的学生，总会不由自主地驻足，端看，随后发出会心的微笑；而作为深大历史上最悠久的社团之一英语协会，也适时举办了“西方文化和协会文化”图片展，以此宣告第二届英语文化节的开幕，为本已热闹的校园活动再添一把火：接着管理学院举办的“文化创意周”活动，更是掀起了一轮高潮……

    在教学楼CD座通道里举办图片展，俨然已经成了许多活动举办者的必选动作。三月份，有三个学生组织在此举办图片展；而到四月份，这个数字已经变为了六个，翻了整整一倍。其涉及到的主题，如生命科学学院的医疗改革专题、校义工联的生态环境专题，更是社会上的热点话题。而学校里各个宣传栏，几乎每天有新的活动海报贴出。海报上若不写明“请保留到X号”的字样，很有可能当天粘贴当天就被新的海报覆盖。

    凉爽的四月，热闹的荔园。举办活动不仅需要周全的筹备，更需要时间和精力。作为举办活动主体的学生来说，开学的头两个月是难得的空闲，三月筹划，四月落实。顿时，校园活动风起云涌，你方唱罢我登场，开展得如火如荼。

    而不论是校院级学生组织还是社团，举办活动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种倾向：把活动周期拉长，变周为月；活动数目也在以倍数增长，以系列的形式呈现。对此，一些活动的举办者解释是，一是可扩充学院或社团的影响力，二则是为了让活动的主题得到更充分的展现，三也有利于锻造团队。

   “不管工作是顺利还是不顺，我们都能从中学到很多”

   “谢谢！谢谢！”每当有人接过传单时，他们都会感谢。不过，当他们向来往的人群递出传单时，得到的更多是拒绝。记者调查发现，他们刚开始派发传单时，显得很胆怯，犹豫地站在路旁，脚在挪而身却不动，手拿着厚厚的传单，双眼在来往的人群中游离。不过，这样四五分钟也发不出一张传单。于是，他们才鼓足勇气，向来往的学生介绍他们举办的活动，当对方一驻足，就立即塞上传单。“每一次的工作就是发传单，贴海报。说是体验，接触不同的人，其实呢就是一种苦力。”一位干事说。

    他们都是大一的学生，学生组织最底层的干事。 “他们做的最多事情就是出卖体力”，高尔夫学院学生会主席冯吾成说。

    一位院级学生组织的前任部长，虽从职位中退下已经一年，但回忆起当学生干部的日子时，仍然唏嘘不已：“别人休息时，你还有学生事务要忙活；别人兼职时，你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别人抓学习时，你也只能尽量要求自己少逃课；别人成绩好时，你要拼命努力才能和人家一样好。”

    搞学生活动，个中的苦味难以道明。风光的背后，更多的是汗水。他们忙碌，频繁奔波于活动现场和教室之间，没有午休，必要时还得逃课。他们是在苦其心志，期待着自己的付出能有所收获，期待着同学的理解和支持。

    因此，心协副会长潘思敏认为，评价一个活动是否令人满意不应是其他，而应该是干事们是否得到锻炼。她进一步解释：“在心协工作，我们并不是要求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而是要踏实地去做事情，即使犯错也没关系，就像我们老师说的，‘欢迎你犯错误’。搞活动的时候，干事能够认真地去做一件事情，从中受到了锻炼，做到最真，表现自己真实的一面，这样就是一个让人满意的活动了。”

    可是，正如校学生会的外联部部长杨泽文所说：“你若把一件事情做好了，可能并不会有太多人注意或称赞你。相反，你若在工作中出现失误，可能就会有部分人放大这个失误。”

     3月27日，校学生会就遭遇到了一次“群起而攻之”的经历。掀起这个巨浪的是一封发给校长的信，题为《竟然有这样的校学生会》，批判校学生会对3月24号晚事件所做的不当处理。

     3月24号晚，校学生会按照主办方的要求，把招募到的700名学生送到世界之窗，充当奥运圣火采集庆祝晚会的观众。但主办方由于跟世界之窗沟通不畅，导致700名学生在门外空等了三个小时。

     作为当时700名学生中一员的作者，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慨：“我不要他们虚伪的道歉，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因为他们的道歉根本无济于事！事隔已经很多天了，校学生会并没有对此事作出任何有意义有实效的答复，更不用谈什么赔偿！他们只是用套话来搪塞我们！”

     随后，记者就此事采访校学生会时，该活动的负责人给出了如下解释：“其实，我们当晚也立即做出了补救工作，马上联系主办方解决问题。我们还与主办方开会商量后增加给学生的补贴，每人40块。补贴也从3月28开始发放。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也立即在BBS上，校长信箱上发布了消息，写了道歉信，告知大家事情的原委。大家一开始都比较激动和不解，后来经过我们的沟通，大家对我们都表示理解，事情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校学生会常务副秘书长贝金雨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这次突发事件：“虽然新成立的实践部在这次危机当中面临了很多难题，但对我们成员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团队凝聚力都有了一个大大的提高，成员也从中提升了对校学生会的认同感。不管工作顺利还是不顺，我们都能从中学到很多。”

    “大家在一起时的感觉，应该到了无分彼此的地步。”

     为了办好首届数学文化节，活动的举办者精心制作了30页的策划项目册。作为该策划的主要负责人崔晨说：“这个策划牺牲了大家一个寒假的时间，过年的前两天我们还在互相问，策划弄得怎么样啦。大年初三的时候师弟师妹还发邮件跟我讨论策划的事，真的挺感动的。”

    据记者了解，每个比较大型的活动，都会有一份详细的策划，其所涉及到的内容，如道具的购买、场地的申请、宣传的制作、经费的预算、活动的流程等各个方面，宛如一份说明书，详尽而实用。因此，每个活动举办者都不敢对其大意，上交老师前必先对其精雕细琢，反复修改十几遍是常事。

    策划作为前期准备是可以在寒假中探讨和完成，而把策划落实成活动，则让主办单位恨不得把时间掰成两份用。因为这些活动都是上课期间举办的，必然涉及到学习与工作的冲突，尽管活动大多都集中在开学的头两个月。

    为了完成工作，活动的举办者加班加点是常事，熬夜也变得司空见惯。私下里，有不少学生干部向记者透露，“搞活动，都把心给搞野了。现在没有心思看书，即使看也看不进去。拿起书就犯困。”据他所知，他所在的院，几乎超过一半学生干部就因为挂科，而无缘“五四”评优。当记者向一位院级学生会主席问及成绩时，他尴尬地说：“大一的时候，成绩还有3点多；到了大二则下降到了2点多，这个学期我只要求不挂科即可。”

    那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激励他们坚持，让他们忘我地工作？ 4月8日，管理学院学生会论坛里，一名干事发了一篇帖子：“最近几天，我们部门的干事都在为创意文化周做前期的准备。周日、周二的全天开工，就是为了制作我们的宣传品！因为很多宣传品都需要手工制作，所以工作量是蛮大的。但是为了达到好的宣传效果，大家都还是很积极主动地去完成。”随后的4月13日，一日之内，校园各个显眼的角落都布满了“文化创意周”的相关广告。

     他们的部长跟帖说道：“其实，宣传部不止是为别人搭建舞台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同时也在为自己搭建舞台。你或许不知道通宵做海报、画设计图、做手工的滋味。但我只是想说，你累并快乐着。进入宣传部最大的收获，不是技术和能力而是情谊。我想大家能感觉到，大家在一起时的感觉，应该到了无分彼此的地步。在这里，你得到的，你一辈子也享受不完，回味不尽。”

    “现在你们申请经费可能更困难了，但这是为你们好”

     作为活动的先期准备，策划无疑起到指南针的作用，为活动确定方向，明细操作方案。而其必涉及的内容，是明晰的经费预算。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经费就是活动中的粮草，不仅保证活动的正常开展，还稳定军心，让主办者有粮而心不慌。

    “经费的来源一般是以赞助的形式筹集的。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实践部，会接到一些特殊工作，像校外活动，我们会为工作人员申请工作补贴。学术部这边也会接到一些讲座，比较合适的，能够进学校的，这样也会有一些经费……这也是一种来源。像这个学期，团委这边给的费用很少，大部分还是靠赞助。”校学生会外联部部长杨泽文介绍。

     “和谐社会”学术研究协会，作为一个成立才一年多的新社团，他们的理事长李炜琦则很是为经费苦恼：“要让一个社团有凝聚力和归属感，必须得经常聚会，大家在一起交流，而这是需要经费保障的。现在要维持协会的正常运作，得靠我们自掏腰包。就像举办这个活动（“荔园沉思——我跟教授、博导学做课题”）的经费，我们是以个人的名义赊账的。”

     举办活动的经费来源，通常有两种：赞助和拨款。大院和校级组织因举办的活动都是面向全校学生，所以在拉赞助方面有很大的优势，经费也就相对比较充足；而小院则很难或者根本拉不到赞助，只能依靠上级部门的拨款；至于小社团则只能依靠有限的会费，来维持正常运作，举办一些内部活动，而无力筹办对外的大型活动。

     “在本届女生节活动中，就因为拉赞助时间不足，经费到位过迟，推迟了活动开展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活动的效果。如果能像上一年的男生节一样，与商家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活动的开展会更加顺利些，效果也会得到提升的。”杨泽文说。

      而只有二百多人的高尔夫学院，因人缺钱少，举办活动更是举步为艰。于是，他们决定转换思维，谋求院际合作。据该院的学生会主席冯吾成透露，以后凡是比较大型的活动，我们都会考虑与其他学院共同举办，比如每个院每年都会有个晚会。实行院际联合，可以出更少的力气搞更大的活动，创造出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一边是学生组织为钱所困，因经费紧张，而烦恼不已；另一边则是普通学生很愤慨：学生干部挪用公款，吃喝风气严重，搞“腐败”。

      一位曾在一个大院学生组织里任职的部长，根据自己的经历，对此给出了如下解释：这里有误解的成分。主要是，大家对学生组织认识不够。一个部门即使自己掏钱去吃饭，哗啦地一帮人，比较热闹，稍不注意就会过于张扬，让人产生误解。

     “当然，制度方面也有些问题。第一，策划里面没有申请公饭经费，因为相关规定里没有规定可以，也没有规定不可以，这个却存在在个人意识里。第二，经费的来去监督不明，来源有策划可以查，消费却没有报告去总结，这就导致了经费没有监督机制。学院只根据策划给钱，但是给完了也不知道用完没，用剩经费的去向，当然这个对于活动举办者也有弊端，比如预算超支。这让一些人钻了空子。”

     “据我了解，钻制度的空子而获得的公款并不多。举办活动是很辛苦的，我们经常因为活动而耽误了吃饭时间。活动完，犒劳干事一顿，我觉得是应该的。更何况，经费并没有太多的剩余，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部长要倒贴钱的。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少则垫200元，多则要500元。”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管校院级学生组织还是其他社团组织，都在有意地采取措施避免出现学生挪用经费问题。他们大都不约而同地制定并实行了财务核算制度，并进行公示，以实现财务的公开、透明。

     “我们有一个财务核算中心，就是我们所有的钱，无论赞助的也好、团委给的也好，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的经费都是要经过团委的，并且我们对经费的来龙去脉会进行一个公示。老师也说，现在你们申请经费可能更困难了，但是设置这个困难是为你们好，是保护你们的。我们也是很理解老师这种做法。”校学生会常务副秘书长贝金雨说。

    “举办一个活动的最大开销是什么？是宣传费用。”

    “你知道吗？举办一个活动的最大开销是什么？是宣传费用。”英语协会的会长李之辉告诉记者。

    酒香也怕巷子深。英文歌唱比赛到今年虽已是第四届，学生对其也有了一定的品牌认知，但作为举办方的英协，仍然预算用2423元来作为宣传费用。而实际支出，他们没有核算，但预计会超支，比本是大头的场地租用费2800元还多。

     单就海报，他们印刷了15500份。他们的宣传策略是，轮番轰炸，不能停。大一的每间宿舍都必需要派发一张传单。至于海报，因为校内资源比较紧张，当天上午贴的海报，晚上就有可能被覆盖。于是，他们安排了专门的值班干事，留心海报是否被覆盖和撕毁。他们一旦发现海报被覆盖，就立即把新的粘贴上去，以保证宣传不断。

   “我们的投入这么多之后，还有人觉得不够，还是不知道我们的活动，觉得我们的宣传不到位。甚至有人拿我们的传单来当草稿纸，连看都不看一眼。”他们的一位负责人有点无奈地说。

    宣传就是广而告之，先引人注目，再引人驻足，接着就顺当地引人入场。为此，举办方绞尽脑汁，很是煞费苦心。贴海报，派发传单，在Q群、BBS、电子宣传板、网站上发布信息，这些只是他们的“常规武器”。

    为了宣传“创意市集”活动，传播学院制作了精美的路标，悬挂在了雨鹃斋前灯柱和大树上。学生走过路过看过，自然也会挪步到活动地点凑热闹。而文学院更是有创意地在海报上粘贴了一个纸盒。传单放在纸盒里，有意愿者自己取阅，从而省去了许多派发传单的工夫。

    4月13日，管理学院学生会宣传部在灯柱上挂起了手制的蝶形挂饰和环保袋形状的宣传告示。大树上则绑着他们的竖幅，醒目地写着“画出新时袋”。同时，他们还组织了一个自行车队，把宣传告示竖绑在车后座上，进行环校游行。这个创意源于他们另一个部长罗锐峰的一个设想：“在华强北那里，有很多流动性的宣传，就是很多人举着个牌子进行流动性的兜售。这种方式启发了我。我想如果我们部门也在人流密集的地点做一个流动性的宣传，不知道效果会怎样呢？”很多同学因他们这次环校的流动宣传，而记住了他们这个活动。深圳市环保组织也因他们的到位宣传，而了解到了他们的活动，并助了他们一臂之力。报名者更是达到了230多名。

     他们让广告走出了宣传栏，更亲近受众群体。他们没有选择去印传单，因为他们认为花费太高，且很浪费纸张，不环保。所以，他们大多数的宣传品都是手工制作的，可以循环利用。而这也在最后阶段帮了他们一个大忙。决赛当天，因天气原因要改期，这意味着前期的宣传作废。但他们在周末两天里，立即就开展了新一轮宣传攻势，所需花费并没有增加多少，因为只需对前期的宣传告示，进行日期的修改即可。

    “不管是部长还是干事，我们都必须去想出创新的东西来。但是这个真的是很难的，所以就要求我们部门所有人要留心身边的创意，要善于发现。就像林瑶婷她上次去了台湾交流，就发现了台湾那边的人有很多很好的idea，而且很多是我们这边的人根本没有想过的，更不要说去做了。其中体育节的大型手绘海报，就是引用台湾那边的做法。”罗锐峰介绍。

   “每一年能搞出些新的花样，想一些新的活动出来”

     一万多份宣传单带来的效果是，4月24日第四届英文歌唱大赛决赛当晚，国际会议中心座位爆满，还有很多同学是拥堵在过道上，看完了比赛。当表演嘉宾STORM组合扭动身姿，跳起热情奔放的劲舞时，坐在楼上的一位外国留学生伴随着背景音乐，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英文歌。他似乎觉得还不够过瘾，先是在座位上做手势打着节拍，接着就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神情投入而忘我。此时，会场的欢呼声更是响彻全场。

     在深大，第二课堂的一大特色，就是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让人应接不暇。但按照社联理事长洪峰的说法，“很多活动是重复以前的模式，缺乏创新点。”活动火爆的场面也就尤为少见。为何英文歌唱比赛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据主办方介绍，“其实只有你比赛的质量好，嘉宾棒，影响力大，口碑好，这样人家才会支持，才会来参赛，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而这种良性循环似乎还没有在举办学术性讲座活动上建立起来。在3月底，校长信箱里接连收到了两封信，主题都是投诉学院下达命令，强迫学生去听讲座。而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作者分析道：“各学院为了让自己举办的讲座不致于人太少，太难看，一般都会在搞讲座的时候，下达命令到各班的班长、团支书，让他们组织本班同学去听讲座，还要签到，还要将这个作为优秀班集体的评比依据。有时候，也会把学院里的一群党员，拉去充数。即使不想去，即使有课，也要被强令着到场签到。”

    章校长做出了如下回复：“如你所云，实属不应，通知即可，自愿参加，上课都不能强迫，何况讲座？”

    一方面是学生渴望学校能举办更多的学术性讲座，以便能聆听尽可能多专家学者的见解，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这也有利于活跃校园的学术氛围；而另一方面则是举办方好不容易邀请来嘉宾，却很多时候不得不面对上座率偏低的尴尬。这让活动举办方很是为难。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座率偏低？文学院汤奇云副教授分析：“现在这个社会过于专业化，对自己专业不对口的讲座，大家就不感兴趣。专业内的呢，同学觉得这个不是我考试的范围，也就没有兴趣。大家对学术的看法太功利了，因此总觉得这个跟自己很遥远。这个现象是存在而且是很严重的。”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对此却很有办法。4月16日晚，该院邀请国世平教授在科技楼2号报告厅，进行了一场题为《金融证券市场投资与分析》的讲座。当晚，座无虚席，过道上更是堆满了学生。该院的团委副书记崔晨分析，要举办一次比较成功的讲座，首先邀请的演讲者要有知名度和个人魅力，还有就是演讲的风格是风趣幽默的，当然演讲的内容也很重要，要大众化，不能过于专业。

    宣传栏的海报，每天都有更新；文娱比赛、讲座演讲，一场接着一场，受众群体也逐渐扩大。然而，这些活动给大多数同学的印象，仍是雷声大雨声小。他们认为，作为丰富校园活动主体的社团组织，很是混乱，不成气候。章必功校长在“与校长喝茶——校情交流会”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的校园活动指导理念。而现实中，百花尚未绽放，却已经蔫了？有同学建议，学校在社团这一块，应该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重点扶持一些社团。

    据记者调查，社联下面有36个社团，体育部和各个学院还下设很多个社团，而这些社团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显得很松散。另外，学校没有制定社团淘汰制度。社团的发展无论好坏，只要他们不申请注销，不主动退出，就不会被淘汰。

    主管社团活动的洪峰向记者介绍：“其实，现在有一些大社团举办的活动，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些活动他们每年都在坚持举办，已经成为他们的品牌活动。比如像音乐协会他们的璀璨星光，戏剧社他们有自己的舞台，他们已经不只面向深大的学生了，已经做到五所高校的一个舞台剧大赛。还有吉他社举办的校园流行文化节也是面向全社会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多点创新，每一年能搞出些新的花样，想一些新的活动出来，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社团以后的发展。”

    接着，他也表达了对一个好活动的期待：“在校内要让大部分的学生都知道，在校外要有一定的媒体去报道这个活动，同时在校外要有一定的影响力。”

   “无论眼前再怎么困难，只要战胜了就赢了”

     4月18日星期五早上，无云，天气凉爽。管理学院学生会宣传部的干事和部长们，在宽敞的石头坞广场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有的在拉横幅，有的在搭架舞台，有的在贴图标。他们在为“画出新时袋”环保袋设计大赛的决赛，做最后的准备。可是中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把他们的努力冲刷了。

     “但我们是很乐观积极的。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我们不会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问题这个词不好，我们要用‘状况’，‘状况’不好，我们用‘挑战’，‘挑战’还不好，我们用‘机会’。无论眼前再怎么困难，只要战胜了就赢了。”他们的部长林瑶婷说。

    周末过后的星期一早上，他们又在石头坞广场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当一切都准备就绪时，天开始阴沉，细雨纷飞。当时，很多干事眼里都已经噙着泪水了。他们都在默默地祈祷，千万不要下大雨。“如果那雨下大了，我们的眼泪也就跟着下来的。”谈起那一刻，林瑶婷眼睛开始红了。

    雨没有下大，决赛照常进行。同时，因他们的活动主题是倡导大学生使用环保购物袋，而引起了市环保组织的关注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于是，他们的后续活动升级成为了深圳市“百万环保购物袋公益推广行动”系列活动内容之一。4月20日，《深圳特区报》还发文对此项活动作了报道。

   “我们这个活动是首先是为了响应政府的6月1号的禁塑令。我们觉得政府这样做很好，是一个很好的环保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树立起用环保袋的意识，真切地体会到环保袋的使用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而且，这个活动也可以让大家发挥自己的创意，设计出属于自己的个性环保袋。同时，我们会把拍卖环保袋的部分收入用于公益事业。”林瑶婷对于活动的目的侃侃而谈。

     据记者了解，在深大，因举办活动而受到校外媒体关注的不止管院学生会宣传部一个学生组织，还有早在一年前，就被校外媒体关注的“和谐社会”学术研究会。他们推出了品牌活动“荔园沉思——我跟教授、博导学做课题”，不仅受到了学生的追捧，还获得章校长的赞赏：教授们如此集中、规模化地指导本科生做研究,不仅在深圳大学是史无前例的，在全国高校中也是首创，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也创新了大学教育模式。谈及未来的发展，该社的理事长李炜琦说：“我们不光是在校内搞活动，也希望能走出去跟企业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可以给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为什么说找工作和学术两者不是脱离的呢？当你出去了之后，你会更了解社会，这样，你学到的理论不仅得到更好的运用，可能还会创造新的理论。因此，我们希望不光是在深大搭建一个平台，还要在深圳，中国，甚至是全球搭起这个平台。”

    如何走出去，让活动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在深大，还得扩及社会，成了许多学生组织要考虑的问题。因为走出去，意味着受众会更广，知名度会更大，拉赞助也会更多而容易；走出去，意味着接受的挑战更大，得到的锻炼也会更有价值，更好地体现章校长所说，可以“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展现学生的交际才华、发挥学生的才艺”；走出去，更意味着深大学子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向社会展示特区学子的凌云壮志。